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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好学论》撰著之年月既明，与《好学论》有同等重要，且有相互牵涉关系，彼此可以佐证时日之《上仁宗皇帝书》，自亦当连带考证其年代。按：文集《上仁宗皇帝书》原注云：“皇祐二年。”此注，亦当出于先生子程端中笔；自无率尔怀疑之余地。故朱子据之，以修《伊川年谱》云：“年十八，上书阙下。劝仁宗以王道为心，生灵为念，黜世俗之论，期非常之功。且乞召对。不报。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，及其他各种传记，略同）自宋以来，千余年间，绝无异议；亦几于不容异议也。（元明以后所谓理学家者，伊川晦翁所创导之“怀疑”“求真”之精神尽失，师之训徒，务以愚民；徒之尊师，但知盲从。）至清末诸星杓编《程子年谱》，始考定此书实在嘉祐二年。而文集原注“皇祐二年”之“皇”字，实乃“嘉”字之讹文。此说既出，千载之幪，豁然发露。然积重难返，大信未昭。今按：诸氏此考，诚是诚确，决然无疑。当其昌未见池诸本《二程年谱》时，亦已反复详考，定此万言书为嘉祐二年六月以后所上。见诸考而信益坚，足见事实之不可易，故不必相谋而所考无不合也。今即以本文中材料为根据，参考他书以印证；胪举九证，以四证证明“嘉祐二年”之是；以五证反证“皇祐二年”之非，以核实之。书中有云：“臣高祖羽，太祖朝年六十余，为县令，一旦遭遇圣祖，特加拔擢……非有横草之功，食君禄，四世一百年矣。”今考《宋史》（卷二百六十二）《程羽传》云：“……历虞乡醴泉新都令，皆有政绩。开宝中，选为两使判官。入对，太祖询以时事，敷奏称旨，擢著作郎。出知兴州。踰年，改知兴元府……”二说相合。程羽为虞乡令时，自应在开宝前；盖羽自太祖受禅时，即食宋禄矣。计自建隆元年至嘉祐二年，为九十八年；故得简称“百年”。若在皇祐二年者，则只有九十一年，不得有“百年”之称也。此一证也。书中又云：“臣父珦，又蒙延赏，今为国子博士……”以文集《大中公家传》考之，则程珦始以至和元年知徐州沛县，明道、伊川二子俱侍。嘉祐元年，任满。二年，迁国子博士。三年，迁尚书虞部员外郎，知凤州。先生独侍。年月职任，历历可稽。为“国子博士”之时甚短，正在嘉祐二年。此二证也。书中又云：“臣自职事以来，思为国家尽死。”按皇祐二年，先生十八岁前，乃一退职州守家内未成人之童子耳，有何职事尽死之可言乎。此所云“职事”者，即嘉祐元年《好学论》试后，胡安定处以太学之“学职”也。故上书宜在二年。此三证也。书中又云：“尚赖社稷之灵，西虏亦疲。彼知未可远图，遂且诡辞称顺……”考《宋史·仁宗本纪》：“嘉祐二年，六月戊午，夏国主谅祚，遣人来谢。”是为西夏与宋开衅后称顺之始。书中所言，与时事密合。此四证也。此正面之证也。先生兄弟始于嘉祐元年，初晋京师。其在嘉祐以前，皆随亲宦游南方；远至岭峤。其每年所在之地，悉有明文具谱（详见其昌所作《二程子年谱》）。皇祐二年，伊川年十八岁时，正侍亲自岭表北归；身在龚州以北江宁以南之途中，未由伏阙上书。此反证一也。皇祐二年，大中公之职位为“太子中舍，再迁殿中丞”，此著在家传，非国子博士也。此反证二也。书中又有“臣观京师缘边……”之语，明明在嘉祐元年进京以后。二程子生于黄陂，长于江西及广西；青年时居家于江宁，嘉祐以前，从未一见京师之情况也。此反证三也。书中又云：“不识陛下以今天下，安乎？危乎？治乎？乱乎？”此乃告君以“安不忘危，治不忘乱”之意，是上书时必在天下“表面称治外观甚安”之日。然而皇祐二年，正侬智高侵陷广西，逆焰孔炽之时；直至皇祐五年而始讨平，非“表观称治外貌甚安”之日也。且书中又云：“臣窃谓今天下犹无事，人命未甚危……”，尤与皇祐元年至五年间之国势时事相乖违。可以知见其决不合矣。此反证四也。书中既述其时西夏称顺，然若在皇佑二年者，以《宋史·仁宗本纪》考之，云：“皇祐元年三月，契丹遣使来，告伐夏国。二年三月，契丹遣使，以伐夏师还来告。”是其时契丹与西夏正酣战，而宋与辽为与国；夏无由称顺于宋也。此反证五也。凡此，皆足以证皇祐二年说之悉谬。